1980年，身在纽约的晏阳初写下了对家乡的深深思念：“我的家乡，在四川巴中，那儿，我踏过巴山、涉过蜀水……”。他离开祖国已经整整30年了。
晏阳初生于1890年，四川巴中，是家中第六个孩子。那时，太阳刚刚升起，朝霞映照大地，父亲为他起了个名字“阳初”。父亲不仅开设私塾，还做医师，为人温文尔雅，待人和善，堪称慈父。相比之下，母亲则非常严厉，出自大户人家，家教严格，持家勤俭，不容忍任何放纵和宠溺。
童年时，晏阳初每天都穿着一身干净的土布衣，母亲常常叮嘱：“站要有站样，坐要有坐样，走要有走样，吃要有吃样！”有一次，他在街上走时，忽然下起大雨，想到母亲不允许跑跳，于是他在大雨中依然保持着文雅的步伐回家。
展开剩余81%有两件事情，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中。一次是大哥酒醉后与人争执，母亲怒斥全家，命大哥伏在板凳上，用鞭子惩罚他。母亲的声音颤抖，话语却十分坚定：“我今天不打你，我对不起晏家。”当时，大哥已结婚生子。另一件发生在晏阳初六岁时。他放学路上看到庙里有人在唱戏，挤进去看得入迷，忽然背后被人推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回头一看，是一位小伙伴在作弄他。晏阳初气愤之下打了对方一巴掌，手印立刻印在对方脸上，那个小伙伴痛哭流涕。那晚，他迟迟不敢回家，却依然逃不过母亲的竹鞭。半夜醒来，疼痛中他发现母亲正在为他抹药，含泪说道：“做错事就得受惩罚，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”这番话深深刻在他心里，成为他日后忍耐和自省的座右铭。
13岁时，母亲支持他去远方的教会学校读书。途中，晏阳初面对崎岖的山路、沟壑以及不时出现的土匪，只有两只脚陪伴他。他用坚韧的毅力，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。1913年，在一位传教士的资助下，晏阳初考入香港大学，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皇家奖学金。然而，领取奖学金的条件是必须加入英国国籍，晏阳初对此感到极度失望，并愤然拒绝：“我虽贫困，但这笔奖学金我不要了！”
在香港的求学过程中，晏阳初目睹了社会的种种偏见，尤其是对贫困阶层的歧视，愈发激发了他对民主与平等的向往。他得知耶鲁大学推崇民主精神，便决定去美国继续深造。1916年，他以仅有的几十美元，远赴耶鲁，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。
在美国，针对当时的排华情绪，晏阳初愤慨不已，他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宪法与排华不公正的演讲稿。在一次公开演讲中，他大胆指出：“美国所谓的民主，仅仅是少数人的民主。”这番激昂的演说引起了广泛关注，并赢得了耶鲁学子的热烈支持，其中不乏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儿子。晏阳初的演讲才华和激昂的情感感染了不少人，包括一位名叫许雅丽的华裔牧师的女儿。
然而，爱情的甜蜜还未品尝，国家的困境却让晏阳初无法自已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近20万华工被送往欧洲战场，遭遇不公平待遇与极度贫困。晏阳初深感不平，于是决心为这些劳工服务，毕业第二天便动身前往法国，在那里他与中国劳工共度了两年时光，教他们识字，办报纸，投身于中国劳工的权益保护事业。
晏阳初的理想逐渐清晰：“我不图做官，不想发财，我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祖国和底层民众。”1920年，晏阳初回国后，许雅丽也已回到上海，在一所体育学校任教。二人最终携手走到一起。此后，晏阳初专注于平民教育，致力于普及教育，尤其是扫盲运动，先在长沙展开试点，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。
他创建了《平民千字课》教材，吸引了许多知名人士参与到平民教育运动中来。北大校长蔡元培曾深感叹：“按这种进展下去，不用多少年，祖国的无知无识的人民就能变成知识渊博的现代公民。”1928年，耶鲁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硕士学位，表彰他对东方的贡献。
随着平民教育运动逐渐壮大，晏阳初的目光也投向了农村。他与许雅丽带着儿子前往河北定县，决心在贫困的乡村开展教育工作。当地的农民在短短几年的教育下焕然一新，定县成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典范。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曾写道：“一个年轻农民用锄头在地里写道：‘为国家扫除文盲’，旁边一位姑娘则写道：‘为国家塑造新公民’。”
晏阳初的教育事业延续了近二十年，影响深远。1943年，他再次前往美国筹款，并在纽约被评选为“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”，同年入选的还有爱因斯坦等人。
抗战胜利后，晏阳初尝试说服蒋介石将更多资源投入乡村教育，但因国内局势动荡未果。1949年，他随政府移居台湾，尝试继续乡村建设，然而理想未能完全实现。此后，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，从菲律宾到危地马拉，再到印度，他为全球贫困地区带去了希望与教育。
晏阳初一生心系祖国，直到1985年，95岁的他终于返回故乡，踏上了巴中的土地，感动至深，老泪纵横。1990年1月，晏阳初在美国去世，享年百岁。按照他的遗愿，他的部分骨灰被带回巴中，安葬在家乡。
在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，晏阳初说：“我的毕生事业——乡村改造——将是我的遗产。”这份遗产，不仅仅是教育的成果，更是一份精神财富，永远激励着后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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